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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小说)锦瑟华年(十)

来源: 作者:吴中杰 时间:2019-09-04 16:03:16 点击:

十二、做了历史垃圾筒

学习班解散以后,田子英回到作家协会,日子更不好过。

滨海市作家协会原来由三个部分组成:一是几个刊物的编辑部,二是为市委领导做文艺哨兵的文学研究所,三是几个机关部门——负责组织联络的组联组、负责后勤事务的后勤组和负责图书资料的资料室。文革结束之后,文学刊物纷纷恢复,所以编辑部不能解散;作家协会必然也要恢复,所以组联组、后勤组和资料室也不能取消;只有文学研究所,本来是市委宣传部为了他们的工作需要而设在作协的,现在市委领导大换班,无暇顾及此事,而主事的副所长陈逸群又已自杀死亡,另一个副所长调京工作,没有人再来管它,自然就属于淘汰之列。这样,原来的文研所就成为解散单位。文研所的几位老人,陆续办了退休手续,年轻的一辈就自谋出路,或则到大学去教书,或则到出版社做编辑,还有两位曾经介入权力机构的同仁,则仍在继续审查之中。田子英回到作协之后,四顾全无亲近之人,真正成了孤家寡人。原来曾经无限地向往过、后来又曾热情地工作过的地方,现在已毫无留恋之意。

田子英决定离开作协。

她首先想到的是去滨海戏剧学院。因为当初文学研究所的分工,她是负责了解戏剧界动态,因而看过不少戏,也研究过戏剧理论和戏剧史。走出学习班之后,她又重新开始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,为此后的教学工作做准备。戏剧学院的领导也知道她的大名,相信她的教学能力,所以欢迎她去工作。但还没有报到,却又出了事。因为作协有人到戏剧学院去撬,把子英说得很坏,戏剧学院的领导一听,倒也有些害怕,就回绝了。

“撬”,原是全国通用的一个动词,只是说明一个动作而已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解释道:“把棍棒或刀、锥等的一头插入缝中或孔中,用力扳(或压)另一头”,如:“撬石头\撬起箱子盖\钥匙丢了,只好把门撬开。”但在滨海小市民常用的语言里,这个“撬”字,却延伸为一种人事关系,即专门破坏别人好事之意,俗称“撬脱伊”。作家协会虽然是高级知识分子荟萃之地,但还是摆脱不了小市民气息,不但容不得别人有好的境遇,甚至不肯给倒霉之人一条生路。

为什么田子英联系好了工作单位,与别人毫不搭介,却还是有人要去“撬脱”呢?这是因为此时她已成为作协众人抒发愤懑的对象,成为一个丢弃文革脏物的历史垃圾筒。

为什么各单位都要设立一个或数个这样的历史垃圾筒呢?因为事件的真正责任人位高权重,根本得罪不起;而且也不肯进行自我检查,进行心灵的忏悔,所以每个单位都必须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垃圾筒,以便把一切错误、罪恶和历史责任,都丢进去,使大家精神上得到洗涤,个个都成为正义之士。这个做历史垃圾筒的人,往往本身有一定的错误,但却未必是主要责任人。

于是,当年紧跟工宣队整文进的人,现在就拼命攻击子英害死了文进,这样,他们自己就没有责任了,良心上也得到了平静。当年带头批判老作家,甚至当上“打李(沛棠)组”组长的人,也大批田子英对老作家的迫害,这样,他自己就可以从迫害者中分离开来。老作家王东明是滨海市在文革中第一批抛出来的“反动学术权威”之一,十年来吃了很多苦头,心里窝着一肚子火,当然要发作出来。但是,他不敢去寻找造成灾难的源头,连直接将他抛出来的市委领导人也不敢去计较,因为这位前领导现在已经复出,仍掌握了很大的权力,老作家不但不敢得罪他,而且还要前去奉迎,跟他搞好关系,所以只能把愤火烧到主持过批判会的田子英头上,因为田子英手中没有权,身后没有人。
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滨海作协虽然能影响滨海市的文艺界,但却无法统摄教育界。滨海大学是全国名校,直属高教部,毕竟气派大些,倒是不管这些流言,把子英接纳进去了——他们看重的是人才!

大学教师总是以教学为主业,并根据教学内容,来从事学术研究。当时还没有什么创作专业,也不提倡师生去搞创作。田子英分配在文艺理论教研室,教一门新课——文艺心理学,她也开始积累这方面的资料,准备写一本专着。只是因为偶然的机缘,这才写起小说来。

那时各行各业正在“拨乱反正”,对于被打倒、被否定的作家,也正在重新评价之中。她的朋友打算重评文进的诗,请子英提供资料。本来,子英将这段情感封闭在记忆里,不愿打开,但这位朋友是在文进死后,子英处于极度悲痛状态时,曾陪了她七天七夜的人,她要的的材料,当然是不能不写的。但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,就再也关不住了。她想起了热恋时的日日夜夜,想起了身边那种猜疑的眼神,想起了批斗,想起了……,于是情绪激动,不能自已。她写完给友人的长信之后,又化了几个月的时间,就写成一部纪实性的长篇。写完之后,感到一种抒发的畅快,随之将它束之高阁,希望用“忘却”来麻醉自己。当年文学研究所的一位老同事王益知道了此事,要求看一看,看后认为这本书写得不错,搁之可惜,建议改成长篇小说出版,并将此事告知滨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。编辑听到这位老作家的意见后,马上就向子英组稿,子英一向很尊重王益,于是便根据他的意见很快将此书改好,交给出版社。

那时正是社会思想转折时代,许多旧的稿子已不能用了,而新的稿子一下子又供应不上,所以子英的书稿很快就获得通过,并且排出了清样。

但是,在即将付印之前,却来了麻烦。

问题又是有人撬。

中国的事情虽然常由当权者一言定鼎,但当权者高高在上,毕竟所知有限,他们根据的是下面所反映的材料,而且又没有认真核实材料的习惯,所以很容易偏听偏信。

这次撬得最有力的,是老作家王东明。他既然把自己在文革中所吃的苦头,全都算在子英身上,岂能容她出版小说,成为作家?所以非把这本书撬脱不可。王东明在滨海市文化界是头面人物,领导上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。所以出版局长就下令禁止出版。滨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本来是支持此书出版的,现在既然上级下了禁令,也只好宣布停印,弄得责任编辑非常尴尬。

但子英是个不肯屈服之人。他找到社长,质问作品突然停印的原因。社长泥泥糊糊讲不出一个正当理由来。这样,就有了一场滑稽的对话:

“请问,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,按照宪法,有没有出版作品的权利?”子英理直气壮地问道。

“当然有。当然,当然!……不过,有权出版作品的人,并不是都能出书的。”社长支支吾吾地回答道。

“那么我的《诗人的悲剧》已经三审通过,而且排好了版,说明这本书是符合出版条件,而且你们也准备出版的,为什么突然停止出版了?”

“这个,这个……”社长拖了半天,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。他既不能把局长的命令和盘托出,更不能透露王东明的告状的背景,因此显得非常尴尬!

《诗人的悲剧》的出版正在纠结之际,消息却传了开来。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,他们对于反思文革的作品尤感兴趣。广东人民出版社听说有这么一部稿子,滨海不肯出,就派编辑来向子英约稿,说广东愿意出版。但子英有股犟脾气,你滨海出版社说不出毁约的正当理由,我就是要与你们评理。但是又感激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厚意,于是答应另写一部小说给他们。这样,很快就有了第二部小说:《人性的扭曲》,而且出现了一个怪现象:第二部小说先出,第一部小说却慢了很多时间才出。因为胳膊终于扭不过大腿,《诗人的悲剧》还是被滨海出版社退稿,而到外省另一家出版社出版。其实,《人性的扭曲》出版,也遇到了阻力。滨海市出版局在王东明的一再要求下,又打电话到广东人民出版社,要求他们不要出版此书。广东方面思想比较解放,不愿照办。但他们又不愿硬顶兄弟省市的同行单位,就说,那么请你们发一个正式文件来,说明这个作者不能出版作品,以便我们可以遵照执行。但要正式出具这样的文件,却又缺乏政策上的依据,滨海市出版局还是未敢贸然进行。于是,广东人民出版社就抓紧时间,以极快的速度将书印出,广为发行。

《人》书反映的是大学的文革情况,实际上是对于人性的反思。

子英在中学里所受的是阶级斗争的教育,刚到大学时,接触到西方人道主义文学,曾经大为震动,但反右斗争一来,就把她这一点感悟冲垮了。她曾经按着阶级斗争的理论大批人道主义。但经历了文革十年缺乏人道的斗争折腾,她反过来觉得中国还需要人道主义,于是,她就写了这本宣扬人道主义的小说,并且亲自送到金虚谷老师家,对当年的批判表示歉意。

金先生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。他早就听说子英出了这么一本好书,很为她有了新认识而高兴。他并不计较当年子英对自己的批判。他说:“即使子英不站出来批判,领导上也会找另外的人来批判的。我从来就不因批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。只是她当时做批判发言时,直呼我的名字,连‘先生’、‘老师’都不叫一声,有点不习惯而已。”

他那里知道,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,那些站在无产阶级对立面的人,哪里还配称“先生”、“老师”呢!

但他也并不以为子英回过头来宣扬人道主义,是他的理论观点的胜利,而认为这是多年来阶级斗争生活教训的结果。他超越了个人的成败得失,所以生活得很自由、很坦然!

但田子英却因为这本书,而经历了比他当年更严重得多的打击!

《人性的扭曲》是文化革命结束之后,较早宣扬人道主义的书,在读者中很受欢迎。但人道主义在当时还是个禁忌话题,所以这本书也就被列入精神污染之列。

一旦被列入黑名单,反对者也就师出有名了。

批判田子英最起劲的,是作家协会的王素娟和《文化报》的余关宏。他们各有自己的心思。

王素娟曾经托田子英给余老三带过信,要求照顾自己的女儿,余老三倒台后,这件事就成为她的一块心病。她参加电影组执笔写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脚本,是余老三点的名,个中关系,本来就难以说得清楚。好在电影尚未开拍,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,检讨一下也就过关了。但如果写信的事被揭发出来,只怕又要追根究底,搞得自己很被动。她想,余老三已经被打倒,没有了发言权,现在唯一能透露底细的人,就是田子英,只有乘此机会将她批倒,才是上策。所以面孔一变,就从朋友变成为批判者,而且表现得非常激烈。因为积极投入运动,表现得政治正确,所以别人对她的态度虽然惊讶,但也不敢非议。她因而取得了主动权,成为滨海作协的领导人之一,这对培养她女儿,当然很有好处。

余关宏觉得他搜集文化人的动态,写成内参消息向上汇报,是记者职责范围内之事,并非打小报告、写黑材料,张春桥作出那样的批示,那是他的事情,与自己无关。所以对文进之死,他从来就没有内疚过。而且,他当时写内参汇报过的人,也不止文进一个,滨海作协主席李沛棠的动态,也写过不少,“余党”们就是根据他所反映的新动态,批斗过李沛棠好几次。李沛棠是个聪明人,自然不会觉察不出材料的来源,因为有些话他只对余关宏讲过。但他为人厚道,而且富有社会经验,知道这背后的复杂关系,所以采取了宽容的态度,只有田子英这个人尖刻得很,一旦发作起来,连天皇老子也不怕的,所以必得防一手。对于两种人,余关宏也采取了两种策略:李沛棠身居主席之尊,虽然并无实权,但是一尊文学界的偶像,而且早已恢复名誉,现在德高望重,再也动不得,所以他采取“捧”的策略,不但在口头上捧,在新闻报导上捧,而且还动手写了一本《李沛棠传》,以李沛棠研究专家自居。李主席对他的这种技俩,当然一眼就能看穿,但也无可奈何,只好不声不响,只是在余关宏将这本传记拿去评奖,评委会征求李沛棠的意见时,李沛棠表示不能同意。不过他没有说出理由,别人还以为是他的谦虚,不愿张扬自己;而田子英无权无势,平时横冲直撞,冤家甚多,余关宏就采取压的方针,现在她宣扬人道主义,触犯时忌,正好借此机会,把她批倒批臭,所以煽风点火,组织批判稿件特别积极!

政治运动需要有积极分子来支持场面,否则,运动就搞不起来。有些人很积极,是因为有积愤需要发泄;而有些人的积极,则是想利用运动的机会来打击私敌,以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!

而一当有些事情挂到政治运动这条线上,各相关单位就必须配合行动。

当年跑到朋友家硬拉子英去吃饭的那个青年才俊,现在做了滨海大学中文系的领导。为了配合这场运动,他组织了一个《人性的扭曲》批判小组,任命他的老同学任海潮为组长。任海潮是个活动能量很大的人,一会儿搞政治,一会儿搞文学,总想要出人头地,做个头面人物。可惜他兴广欲多,沉不下心来,因而没有一样事情做得出色。他一直很想在文坛学界冒头,可惜尝试了几个业务门类,都未能遂愿。前几时《人性的扭曲》出版后,很受到青年读者欢迎,他看到田子英一炮打响,迅速走红,很是羡慕,特地跑到作家协会田子英的宿舍里去拜访,一则表示祝贺,二则要向她学习,说是他也想从事小说创作,请子英多加指教。不想话音刚落,批判声浪即起。不过任海潮也并不显得尴尬,他摇身一变,马上从崇拜者变为批判者,到处做批判报告。不但批判书中人道主义思想的错误,而且还居高临下地指摘这本书写作水平之低。有一回,说得得兴起,他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说道,像《人性的扭曲》这种作品,有什么了不起?我女儿几个晚上就可以写得出来!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。任海潮以为他的话引起听众共鸣,却不知道这是听众对他的嘲笑。因为任海潮的女儿一连两年都没有考上高校。只是大家觉得任海潮的女儿为人老实,不像她老子那样野豁豁,所以不愿借题发挥,对她有所伤害而已。(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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